东三省的沦陷历时4个月零18天，但是，中国军队在主要城市所做的武装抵抗，前后加起来却连18天都不到。

沈阳、长春、吉林等城市守军不是弃城而去，就是不战而降。仅有的战斗就是马占山率领的一部东北军坚守嫩江桥之役和李杜、丁超所部为守住双城堡和哈尔滨所进行的短暂的抵抗。

这时，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总共只有10400人。

东北军的总兵力则有近30万人之多。其中，虽有1/3的主力因中原大战关系和张学良受命出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之职而调入关内，留在关外的部队数量，仍是日本关东军的十多倍，只是无论装备或战斗力，都不是很强，再加上十余万人分散在东三省大小二三十个城市里和交通要道附近，自然很容易被装备和战斗力远较东北军更优的日军，各个击破。

嫩江桥之役和双城堡—哈尔滨守卫战，东北军部队作战不可谓不顽强，然而，与日本关东军都只打了一两天即告失利，可见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比较，在实力上确有相当大的差距。

不过，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而在于沈阳、长春、吉林，也包括锦州，这些城市遭到日军进攻之时，守城的东北军主力几乎没有实行任何有效的抵抗。

后来，围绕着嫩江桥—齐齐哈尔和双城堡—哈尔滨所发生的战斗，不过是在东北大部沦陷、散在该地区的东北军各自为战，纯粹是个别旅一级军官自主的抵抗行为，并非真正有组织的抵抗。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得全国各界为之震动，群情激愤，各地学生的情绪尤为激昂。

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上千人刚一得知事变的消息，就拥上街头，斥责政府对日妥协，委曲求全。激动的学生甚至冲到外交部，痛殴了外交部长王正廷。

上海各大中学生也纷纷组织请愿团，成千上万拥向南京，一边游行示威，痛斥政府无能，一边向中央政府和中央党部请愿，要求武装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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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抗日请愿游行队伍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北平、天津等地学生，亦随之效仿，登车南下，致使铁路交通严重受阻。

民情激愤，蒋介石自然无法视而不见。“九一八”事变刚一发生，他就授意南京国民党中央致电广州国民党中监委非常会议，表示希望捐弃前嫌，共谋国内和平统一。

而广东方面国民党人同样也深感压力，因而复电南京，表示愿意在蒋介石下野和以统一会议产生的统一政府的前提下，取消广州国民政府。

9月28日，即在蒋介石暗立“遗嘱”，“期于十年之内，湔雪今日无上之耻辱”的同一天，南京方面代表陈铭枢、蔡元培和张继与广东方面代表汪精卫、李文范、孙科在香港举行了秘密会谈，就统一问题达成了默契。

紧接着，双方到广州再谈，广东方面的国民党人明确提出：释放胡汉民，蒋介石必须于10月5日发表下野通电，第19路军卫戍宁沪。

并以此作为愿意进一步赴南京商谈的条件。

面对现实的状况和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蒋介石被迫作出了妥协。1931年10月13日，蒋介石屈尊前往软禁胡汉民的汤山向他道歉，表示“过去之是非曲直，皆归一人任之，并自承错误”。

次日，胡汉民恢复自由，由南京到了上海，结束了7个多月的幽禁生活。

27日，宁粤代表聚集上海，召开和平会议，讨论统一问题。至11月7日，双方终于达成妥协，作出如下决定：

（1）南京国民党中央和广州国民党中监委非常会议分别于所在地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两会一切提案，均交第四届中央第一次会议时处理。四届中央委员共160人，一、二、三届中央委员（共产党人除外）全部在数，同时，双方再各推24人，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并改组政府。

（2）南京国民政府改组后，广州国民政府当然取消；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时，决定海陆空军总司令。

1931年11月12—23日，南京国民党中央首先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11月18日至12月5日，广东国民党中监委非常会议也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

两个代表大会都高唱：“非先团结内部，解决本党的纠纷，不能抵御外侮。”但事实上，其内部依旧勾心斗角，内讧不断。

尤其是广东军事首脑陈济棠等人，对蒋介石没有下野心怀不满，严厉指责上海和会谈判代表孙科等人，导致汪精卫、孙科、陈友仁、李文范、梁寒操等百余人以拥护上海和会为名，退出大会，出走香港。

然后，他们聚集上海，于12月3日独树一帜地又召开了一个第四次代表大会，自行选举了10名中央委员、14名候补中央委员，要求广东国民党中监委非常会议第四次代表大会予以承认。

此举自然遭到广东国民党人的强烈反对。国难当头，国民党谋求自身统一，竟弄出3个代表大会来，足见其内部权力争夺，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眼见国民党统一的希望又将破灭，蒋介石终于明白自己非下野不可了。

1931年12月15日，他反复犹豫后，宣布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

22日，被蒋介石在日记中痛斥为“可怜、可笑、可咄、可憎”的国民党“腐恶败类”“蝇集一堂”，召开了统一的四届一中全会。

在新推举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9名常务委员中，蒋介石再次当选，其余8人是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顾孟余、居正、孙科、陈果夫。

按照新的中央政治会议组织原则，中央政治会议设常务委员3人，开会时，轮流担任主席，即蒋介石与汪精卫、胡汉民三分天下。

1932年1月1日，根据四届一中全会的推举，林森就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就任行政院院长，张继就任立法院院长，伍朝枢就任司法院院长，戴季陶就任考试院院长，于右任就任监察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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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新一届中央政府改组成功，广东通电取消在粤之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国民党在形式上重新归于统一。

孙科内阁上台，自然要一改旧政府遭人诟病的种种错误做法，而最重要的就是对日态度。

新旧政府交替之际，恰好是日本关东军开始进攻锦州之时，各地学生、工人大批组团拥向南京，催逼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对日实行抵抗。

继王正廷后，蔡元培和陈铭枢亦遭痛殴。而专职负责东北及华北军政的张学良却对保卫锦州态度消极，在蒋介石宣布下野的同一天，他也提出，要辞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

虽经国民政府另行任命其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和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仍旧执掌东北和华北军政大权，但他对国民政府的守锦方针仍不以为然，坚持直接与日方交涉，谋求“锦州中立化”。

就在日本坚持要夺取锦州，而国民政府及国内各界纷纷致电呼吁东北军保卫锦州之际，张学良却明令守锦部队在日军进攻时撤至关内。其理由是：“我以东北一隅之兵，敌强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无论如何振奋，亦必无侥幸之理！”

12月28日，关东军开始大举向锦州推进。次日，荣臻受命指挥守锦部队全线撤退。日军随即于1932年1月2日不战而取锦州，新任外交部长的陈友仁对此激愤不已，公开指责张学良必须对此负责。

上海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甚至致电张学良，斥之为国民当共弃之败类，并要求国民政府枪毙张学良，出兵收复失地。

可是，张学良对此却也是一肚子牢骚。他一边鼓动东北军下级军官发表宣言，抨击中央政府，称“自一中全会开会之后，三次转中央，请发弹药接济，无一应者，是中央抗日能力，仅于一纸电文，数张标语”；

一边则公开为自己辩护，称自己始终奉命御侮保疆，屡饬前方将士严行抵抗，有案可查。“无如日兵厚集兵力，武器精新”，而守军饷弹两缺，虽经奋战，实难坚守。

新政府上台次日，张学良即不战而弃锦州，让孙科、陈友仁等人十分恼怒。

在此之前，因日本政友会总裁、与国民党人关系密切且力主中日亲善的犬养毅出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预定出任行政院长的孙科在南京与其密使萱野长知展开谈判，双方内定任命居正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居正到任后即商定日本撤兵事宜，同时，改组东北各省行政组织，并按照日方要求查办张学良，解决中日两国间所有悬案。

不料，这一秘密协议不仅未能取得日本军界、政界的认可，相反还为张学良所侦知，促成张学良在日军大规模进攻锦州前夕就开始将守锦部队悄悄撤至关内，从而加速了锦州的沦陷。

为了展示新政府抗日的决心，孙科和外交部长陈友仁不得不明确提出用对日断交来打破中日僵局的主张。

正在这个时候，在上海意外地发生了“日僧事件”，新政府对“日僧事件”的处置，最终引发了淞沪抗战。

在上海的日侨因万宝山事件和“九一八”事变，直接感受到上海反日和抵制日货运动的强烈冲击。

因为，这时候的上海已经是日本在华最大的贸易、航运和制造业中心，日本各大商业垄断企业大多在这里设有经营机构，仅日资的纺织厂在上海就有30家，其在上海港就占有10个码头，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

1930年，上海每月平均进口总额的29%来自日本商品，到1931年底，降到只有3%，日资工厂90%被迫关闭。中国沿海和长江一带的日本航运业以及上百家日本人经营的工厂都受到沉重打击，“日清轮船公司”的轮船全部停航。

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上海日侨的极度恐慌。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因此奉令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威胁说，中国政府如果继续默许排日运动进一步发展，中日两国间将有最不幸之重大事件发生。

受到“九一八”事变的鼓舞和日本政府强硬态度的激励，日侨于10月和11月间，接连在上海举行日侨大会，通过宣言和决议，措辞强硬地扬言要惩罚中国。

于是，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武官辅助官兼上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助手的蓄意煽动下，1932年1月18日，日本日莲宗极右翼代表人物、上海日莲宗妙法寺和尚天崎启升等5人，故意向抗日情绪激昂的杨树浦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工人义勇军挑衅。

结果，导致双方互殴，日僧3人被殴伤，1人伤重不治身亡。此即所谓“日僧事件”。

1月19日，日本众多侨民聚集到虹口日本人俱乐部开会，要求中国方面惩办殴打日僧的凶手并赔偿损失，向日方道歉。

20日凌晨，包括日本宪兵军官在内的数十名日本人为报复三友实业社，潜入工厂，纵火焚烧厂房，再度导致冲突发生，公共租界1名华捕被打死，伤2人。

当天中午，上千名日侨以“日僧事件”为由，在公共租界日侨俱乐部召开日侨大会，决定吁请帝国陆海军立即增兵，并采取强硬手段对付中国。

23日之后，日本大批海军陆战队士兵在上海登陆，至27日，日本增调至上海的兵力已有军舰30余艘，飞机40架，铁甲车数十辆，陆战队6000人。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的态度更加强硬，不仅要求上海市政府就“日僧事件”道歉、赔偿和惩凶，而且要求中方必须取缔一切排日侮日行动，彻底取消一切以抗日为目的各种民间团体。

对此，国民政府并不打算示弱。尽管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表示，可以就事件本身进行调查，事实确凿的话，可以同意日方要求，但取缔民众运动一项仍须依法办理。

但是，日方毫不妥协，坚持必须接受全部条件。27日，日方向上海市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限24小时以内答复。

在日方强大压力下，吴铁城于28日午后复文全盘接受了日方的要求。然而，当天23时5分，日本方面又发出致吴铁城等公告，要求中国方面将闸北方面所有中国军队及其敌对设施从速撤离。

5分钟后，即吴铁城尚未收到该公告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就进占了天通庵车站。进而以天通庵为据点，分三路开始全线进攻闸北方面的中国守军，战争由此开始。

这时，布防上海的是刚刚调到京沪一带的第19路军。由于部队调来上海不久，该军直到开战前两周，才意识到日军的进攻不可避免，必须开始进行应战的部署。

23日，第19路军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了驻上海部队营长以上干部紧急会议，进行了具体的部署与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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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光鼐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当天，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等第19路军高级将领还公开发表了《告十九路军全体同志书》和《告淞沪民众书》，慷慨激昂地表示：“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本总指挥、军长、司令愿与我亲爱之淞沪同胞，携手努力，维持必要之治安，作最后有秩序之决斗……我们不要感觉我们物资敌不过人，我们要以伟大牺牲精神来战胜一切，我们必定能操胜算，我们必定能救中国。”

对于日本人在上海的挑衅、增兵和即将到来的战争危险，国民政府的态度也表现得较过去更为强硬。

这是因为，“九一八”事变以来接连丧城失地，引发全国抗日潮流极度高涨，已经极大地影响到国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

尤其是锦州不战而弃，国内舆论大哗，斥责之声此起彼伏，而国联决议对日本全无约束力，其侵略势头反而有增无减，国民党领导人这时也深感不抵抗政策难以继续了。

何况，“九一八”之后，原本因蒋介石软禁胡汉民而引起对立的宁、粤两个政府都要为自己争取党内及社会舆论的支持与同情，任何过分软弱与退让的态度都会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即使实际上担负着中央政府责任的南京国民政府，也不能不迅速改变那种不抵抗的政策。

蒋介石与张学良在锦州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就反映了这种情况。而以戴季陶为委员长的特种外交委员会还特别提出了《处理时局之根本方针》的报告，在继续主张“尽力顾虑实际利害”、“决不先对日宣战”和“须尽力维持各国对我之好感”的同时，明确认为：

“至万不得已时，虽在军事上为民意而牺牲，亦所不恤，惟必须筹划取得真实之牺牲代价。”

1932年1月13日，眼见形势紧迫，特委会已乱了手脚，蒋介石从隐居的老家溪口来到杭州，公开表示“愿以在野之身，尽个人之责”。

15日，蒋介石亲笔致函汪精卫，转托陈铭枢交顾孟余给汪精卫，拉他来改组政府。

汪精卫得蒋介石函后，16日当天即赴杭州与蒋介石晤面，双方当即达成一致意见。18日，蒋介石请孙科等赴杭，力推汪精卫主持大计。

21日，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的身份重返南京，并在24日的特委会上，与汪精卫联手，否决了孙科内阁提出的对日断交案。陈友仁、孙科随即请辞。

27日，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取消特委会。28日，中央常务委员会开会，决定同意孙科辞职，选任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3月1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蒋介石重新当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掌握了军事大权。

蒋、汪政府组成过程中，恰好爆发了淞沪抗战。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最高领导人都公开对外发表谈话，表明了他们不同于以前的对日态度。

其核心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和“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方针。

与在东北问题上不抵抗政策不同，新的方针明显地是准备抵抗，只是这种抵抗仍旧是有限度的和局部的，即是准备在不绝交、不宣战的前提下对日本进一步的侵略进行抵抗。

蒋介石公开宣称：中国要争取国际的干预，却不等于一味地等待国际干预以及对日不做抵抗；不仅要抵抗日本进一步的入侵，而且“若国际之约束无效，交涉之结果不利，日本帝国主义复怙恶不悛，非完成其侵略压迫之野心不止，则我亦惟本不屈服之决心，始终不与之妥协。而且朝野一致，作最大努力之抵抗”。

此言论反映了国民党当局这时在对日问题上的基本态度。当然，蒋介石、国民党在上海问题上的态度，也是其自身利益需要的一种反映。

上海毕竟是中国金融贸易的中心和国民政府财政税收最主要的来源地，并且，是南京及其南京国民党这时有效统治区域的核心所在。

若是听凭日本侵占上海，就等于放弃南京和在经济上极大地依附于上海的整个江浙地区，也就等于要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命根子，蒋介石当然不会在上海问题上实行不抵抗政策。

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初，蒋介石就对参谋长关于日方可能会对我要塞、兵工厂和各重要机关实行威胁或袭击的报告中明白地批示：“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

10月6日，发现日舰大举来沪，且有其陆战队将在上海登陆的消息后，蒋介石也当即指示上海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至华界挑衅，我军警应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

1932年1月，新政府组成之后，国民党人在上海问题上的态度也一如既往。汪精卫和受命接任上海市长的吴铁城都曾对记者提出的关于“如果日人不顾一切而大举骚扰”上海坦言相告，“为自卫当然抵抗”，“此事中央政府早有命令，如果有人侵入内陆领土，决采正常防卫”。

因此，“日僧事件”刚一发生，注意到日本海军蓄意挑衅，把侵略战火燃到上海来的企图之后，国民党中央就确定了要实行抵抗的态度。

但是，这种抵抗态度，到底还是与第19路军将领和全国舆论所希望进行的那种全面的抵抗有相当的距离。

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基本看法仍旧是要“顾虑实际利害”与现实的力量对比，不能干以卵击石、得不偿失的蠢事。

抵抗是必要的，因为不抵抗就不足以表现出自己的决心，从而遏制日本的侵略野心；但是，抵抗又必须是有限度的，不能太过刺激日本军阀，使本来可以遏制在局部和有限的冲突扩大成全面的战争。

而以中日力量的对比，这种战争一旦发生，在中国尚未完成统一，南京国民党实际上只控制着华东、华中大部与华北、华南小部的情况下，势必要导致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权的垮台和国民党统治的全面崩溃。

这也就是在临战前几天，第19路军在前线慷慨激昂地准备血战到底，而国民党当局在南京却力主“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强调必须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甚至想要通过制止民众抗日运动和将第19路军调离上海来消弭可能到来的战祸的原因。